试管助孕是一个国际化问题 国内商业试管助孕扑朔迷离

　　据统计发现，在国际上，共有17个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试管助孕，11个国家允许非商业，9个国家同时允许商业和非商业，其余的大部分国家对试管助孕没有明确的立法。

　　由于试管助孕在本国被禁止或没有法律保护，一些国家的夫妻们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的试管助孕市场。比如在泰国、乌克兰，90%以上的市场需求来自国外。特别是乌克兰试管助孕市场，因为其低廉的价格、医疗证所水准高、英文水平、等待周期短以及对母亲监管严格，成为全球试管助孕最佳选择。

　　海外市场也为中国有需求者提供了另一条出路，美国、乌克兰和泰国成了海外试管助孕最主要的选择。美国的潜在好处是可获得美国国籍，乌克兰、泰国试管助孕市场则以较低的价格吸引了大量国人涌入。

　　试管助孕在乌克兰得到良好的承认和监管，试管助孕合约受联邦一级法律承认和保护。在乌克兰的法律中，孩子从订立合约那刻起便属于(合约)约定中的准父母。一旦孩子出生，出生证便会将以准父母命名，并且试管助孕人将不拥有婴儿的任何权利。所以，试管助孕方将没有留着婴儿或者因此额外索赔的权利。即便使用了捐赠的精子和卵子，与孩子无遗传学关系的父母-他们依然会被记录在出生证明上。

　　乌克兰拥有一个在试管助孕方面更全面的法律框架。而其他欧洲国家要么禁止试管助孕，要么只允许无偿的试管助孕。对于一些允许试管助孕的国家，准父母必须走特定的法律程序才能使妈妈的权利赋予准父母(例如‘Parental Order(家长令)’)。在这些国家，母亲拥有留下宝宝的选择权 – 这在乌克兰是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允许的。

　　试管助孕在乌克兰受Clause 123 of the Family Code of Ukraine(乌克兰家庭法 123条)保护，这条规定承认在医学辅助条件下建立的亲子关系。规定原文

　　“if an ovum conceived by a [married couple] is implanted to another woman, the [married couple] shall be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如果一枚来自已婚的夫妻的卵子形成的胚胎被植入到另一个女性子宫内时，这对已婚的夫妻将被视为孩子的父母。

　　该条规定支持合约，同时仅对已婚的夫妻生效。(‘已婚’根据乌克兰的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

　　婴儿的注册登记根据Order 24 and Order 771 of the Health Ministry of Ukraine(乌克兰卫生部令第24和第771条) 人工受精和胚胎植入术的医疗程序处理。该令声明：如果一个孩子的诞生是由一对准父母出于试管助孕需求而发起的，并且已经和妈妈书面签订合约，那么孩子的出生证上将登记准父母的名字。合约必须和医学证明文件同时提交给相关机构，以确定母亲希望为准父母生产，因而允许准父母成为孩子的合法父母(身份)。

　　现在大约47%的客户来自中国大陆。泰国曼谷某医院医师表示，早在中国放开二孩之前，该院中国籍客户就已占客户总量的70%以上，每日至少接待200名来咨询和接受诊疗的中国客户，客户年龄主要在25岁到55岁之间。

　　在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没有制定和试管助孕有关的法律，试管助孕的合法性与否由各个州政府和州法庭自行决定。至2015年，美国有7个州允许非商业而禁止商业，7个州同时允许商业和非商业孕，此外大多数州还没有相关立法管理以及其产生的法律纠纷。

　　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商业，而允许非商业。在英国，不能通过第三方中介来代理或广告宣传。根据2013年的欧盟报告，英国法律支持，但控制其形式，强调“非商业”、“意愿”和“私下安排”，目的是防止试管助孕女性签署其之后可能无法履行的商业合同，从而防止对其的潜在剥削。

　　牵扯到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避免的是商业中潜在的剥削的因素。

　　而在2015年，印度政府已经全面禁止商业试管助孕。试管助孕将只对结婚5年以上的印度不孕夫妻开放，必须为契约夫妻的家属。印度已失去其绝大部分市场,但是国内的中介还是有途径帮助国内的需求者。

　　作为一项技术或做法，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将实施后所带来的后果与现有法律、伦理出现冲突，对人的未来的行为变化带来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忧虑。

　　这种忧虑可以来自于和宗教文化的冲突。比如，罗马天主教会在1987年就直言“侵犯了一个孩子在自己亲生母亲体内受孕、怀胎、出生并被其亲生父母抚养的尊严和权利”。在美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母性身份是一种基因上(血脉)、生理上(生)和社会身份(育)的统一，这种统一被认为成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规律，不能被打破。而试管助孕是对这种母性身份统一的挑战。

　　由于各国的风俗民情、道德伦理、宗教文化不同，对于技术使用的态度和立法也就不同。中国由于人口巨大，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大，情况复杂，国情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别的国家可以行得通的事，在中国可能就不一定。

　　非商业化的开放或者国家统一试管助孕，都是好的主意。但是，在中国，怎样做才能将其对社会文化、人的心理观念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这些将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考量的问题。